2015.05.22
讀書筆記
在讀約翰‧伯格的時候，我常常感覺到一種疏離感。這種疏離感並不單單只是深意藏在文字之間（非要嚼爛了才能感覺到那絲毫滋味），我總是非常輕易地能夠感受到作者本人的意志，使得我在閱讀的時候，不由得武裝自己，希望自己不要被他影響，能夠有自己感覺重新評價文章所描述的種種。〈反恐戰爭或恐怖戰爭？〉以及〈石頭〉就是很好的例子，文章的開始，我便能夠非常清楚作者想要傳達的立場，而文中所描述的內容及景象，甚至情感的捕捉，其實都是為了支撐起那個屬於作者經驗的感受。透過作者內在的經驗，他就是要用各種折射、反射現出世界的另外一面風景。
無論是〈反恐戰爭或恐怖戰爭？〉或是〈石頭〉，我可以理解到伯格的立場所處的艱難。他是站在一個屬於正確位置的反面，而這個反面亦不同於傳統知識分子的理論表述，他是一種更接近事件發生現場的紀錄之眼，透過景物的捕捉及轉化，與當地環境的人事物對話，進而深入到他們的生活，再從日常轉為批判外在潛藏的壓迫。其中如〈石頭〉一文中對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首領阿拉法特的描述：
「他不是民主的代表，而是悲劇的代表。因此是莊嚴的。由於以他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所犯下的諸多錯誤，以及阿拉伯鄰國模稜兩可的態度，阿拉法特不再有任何政治操弄的空間。他已不想成為政治領袖。但他還是大膽地留在那個位置上。沒人相信他。但許多人願意為他而死。怎麼會如此呢？褪去政治人物身分的阿拉法特，變成了一座瓦礫山，一座祖國的山。」
又或是在地即景變化的細緻描述，從內部視角進而看見事件本身的核心價值：
「之前，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光。它以一種奇特的勻稱方式從天空射下，泯除了遠近之間的差別。遠近之間的差異是尺度上的，與顏色、紋理或清晰度無關。而這，會影響你安身立命的方式，會影響你的在地感。這塊土地環抱你，而非面向你。它和美國的亞利桑那州恰好相反。它不召喚你，它要你永不離去。」
這代表著，當約翰‧伯格在寫下這些文字之前，他的感官已經優先進入到實景的內部，這樣的進入有別於所謂的大知識庫的描繪，利用外部的，宛如人造衛星俯視的般的全面，而是如內視鏡般，深入到「物」的腔室之內，將那些深藏於陰暗側的影像，以和緩的節奏，注射到閱讀者的靈魂之中。從〈說故事的人〉一文中，更清楚地說明了伯格的敘事觀點：
「書寫的行為無他，無非是趨近於所書寫的那項經驗，就像是閱讀文本的行為是一種相對應的趨近......趨近經驗並不像趨近一棟房子。經驗連續而無可分割，至少會延續一輩子，甚至好幾世。我從不覺得我的經驗完全屬於我個人，對我而言，那常常像是在我之前就已存在。經驗把自己層層摺疊，透過希望或恐懼的指示物往前或往後訴說自身，並藉由語言起始處的隱喻，不斷地比較異與同、大與小、近與遠。因此，趨近某一特定經驗時刻的行動，同時牽涉到仔細綿密的查驗（貼近）與進行連結的能力（距離）。」
也因此，關於伯格的書寫當我在更深入閱讀的同時，更能夠了解其為何立場之所重要的原因。從這樣的子角度慢慢地滑入文本的意識之中，我可以感覺到這些書寫不單單只是一種實境情感的投射，更重要的是，伯格儘管身為一個擁有自我意識的個體存在於文本之中，但他所承載的外部的知識理論，足以補足單點式細緻觀察的缺漏，而使得，即便這是一個作者太過巨大的文本，我依然能夠感覺到，那種進退拿捏得宜的觀察角度。在反覆高難度的近乎貼地的飛行，令人不得不對伯格幾近危險的書寫而讚嘆，同時在這樣不同於傳統敘述的高度中，呈現出另一種我不曾見過的概念或風景。
2.
去年甫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以記者的身分，將其於車諾比事件的訪談集結，出版了《車諾比的悲鳴》一書。這也是目前台灣讀者進能讀到的，唯一的亞歷塞維奇的著作。《車諾比的悲鳴》給我最不一樣的感受，就是他不在將傳統核能的論述聚焦在「科學」論證，而是透過末世景象的鋪排，看見不同於科學數據呈現的，屬於絕境中人的感受。書中每個章節都是一個小人物的真實訪談（文末皆附上訪談者的身分及名字），訪談者的選取也都不盡相同，有協助政府獵殺隔離區動物的獵人，有輻射檢測人員，有生下畸形兒的核災受害者，有前往災區的科學家，有攝影師，甚至還有處於安全位置的國家科學院的首席工程師。這些不同角度的訪談材料，也呈現出多元面貌的末世景象，將「人」在這場災難的位置呈現，也因此所有有關人的管制（政治力）或未來（情感的震動），也變得異常清晰。
關於核能的議題，無論正反方，經常圍繞在「科學」的角度進行攻防，這也使得整個論述，看來格外的理性及客觀。然而，從來沒有人問：科學究竟是甚麼？難道科學中，就不應該有人的存在嗎？而科學的局限又是甚麼？從來沒有人真正對這個名詞定義發出質疑，彷彿科學於現代是一種崇高的姿態，所有事物在其籠罩之下，都沒有祕密一般，都是可以受人所控制的。在前陣子，我讀到吳明益所寫的一篇文章，吳明益提到了「神的尺度」這一個概念。在科學論述中，經常援引數據，作為核電廠安全性的表述，也透過數據告訴人們核能的好處，更甚至有人以科學人自居，告訴每個人只有數據才是最為正確的。然而，因為數據所表述的「不可能損毀」真的可信嗎？這也就是科學表述上的盲點，也就吳明益所說的「神的尺度」。所有的事物，除了神以外，根本沒辦法用任何事物去證明他的永恆，這也使得當透過數據告訴人們意外發生的可能性的時候，是無效的；問題便在，當意外發生的同時，「人」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承擔起意外所帶來的後果。而亞歷塞維奇則將這件事，透過他的著作告訴了我們。當末世降臨的同時，「人」的急遽變化，那不單單是輻射照射後的質變，而是在事件發生後，某種支撐人的思想的、無以名狀的抽象靈魂，無可避免將完全改變。那是一種外界關係的坍陷，所有的個體都只能蜷縮在自我意識的安全圈內，這使得階級在此，也顯得更為明顯，那些屬於安全外的「人」都不再是人，而是一個一個的輻射怪物。為了要清除輻射怪物，又有更多人被選擇成為新的怪物，反覆反覆地，政治力就必然要用一個更大的謊言來築起防禦性的虛幻高牆，將末世隔離，彷彿一切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而那外邊的世界，事實證明，只是被遺棄了，政治讓他們自己在外緣掙扎，死去，彷彿他們不曾存在過。
其中〈關於測量〉一文的一段話最讓我震撼。那是前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核能研究所首席工程師的訪談：
「為什麼我們知道實情卻保持沉默？為什麼我們不去廣場上大聲說出來？我們彙編了檢測報告，寫好附註。但是我們卻保守秘密，默不作聲地執行命令，因為我們遵守黨的紀律。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記得有任何同志拒絕前往隔離區工作。並不是因為我們害怕失去黨員的身分，而是因為我們對黨有信心。我們有信心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這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切的準則。在失去了這份信任之後，很多人最後得了心臟病，甚至自殺。就好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樣，朝自己的心臟開槍。因為一旦當你失去對黨的信心之後，你就不再是黨的一部分了，只是一個失敗者，失去了活著的目的。這是我對他自殺行為的理解，他的行為是一種徵兆。」
3.
無論是在讀約翰‧伯格或是亞麗塞維奇，都讓我想起自己在山上有一段時間，熱衷於尋找鍬形蟲的記憶。我通常都會到波羅蜜樹下，找落地的波蘿蜜果。這些波蘿蜜果往往看起來很正常，沒有任何爛掉的痕跡，一旦你翻開與土地接觸的那面，你就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昆蟲在裏頭啃蝕著變成黑褐色的果肉。其中都會有五六隻，你很難在平常時候見到的巨大鍬形蟲趴在上面，吸吮著濃厚的發酵的果香味。
有時候我常在想，我這樣的堅持是正確的嗎？我站的位置是正確的嗎？又或是更精確地說，即便是風向正確，但我所理解的事物真的是沒有任何的思考錯誤嗎？這幾天看過《大路朝天》後，老黃突然很感慨地說了一句話：「我覺得人類真的太容易被操控了。」這段話使我更為警覺，也意識到我從看過《單身動物園》後不斷思考的，關於侷限的問題。我感覺到名詞中意義的侷限，我感覺感官的侷限，我感覺到創作者本身的侷限，我感覺到創作成品本身的侷限。這些侷限的意義是甚麼？既然人永遠無法逃過侷限，那我們嘗試突破的又是甚麼？這使得我在看待人事物的同時，變得更加的猶疑，更加地無法確定。我強烈地感受到自我的限制，與他人的不同，我無法理解他者的生命脈絡，以至於我站在邊界與邊界間，讓人盡可能地知道，這些事物是屬於我的觀看角度。
當我翻開波蘿蜜的同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我看見的波蘿蜜；然而，那個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嗎？是，但也不是。那作為敘述者的我，是不是應該將所有的世界描述清楚？我很清楚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主觀上，我根本不想理會好的波蘿蜜，我只在意有鍬形蟲的波蘿蜜。那麼我該怎麼去理解，甚至去書寫那個被昆蟲佔據，壞掉的波蘿蜜呢？當我意識到邊界的存在，又如何讓外界的人進入，又或是打開一個通道，讓內部的人走向外界呢？
老實說，我並不知道答案是甚麼。我把趴在波羅蜜上的鍬形蟲一隻一隻地放在覆土的昆蟲捕捉箱。想像或許可以把這些鍬形蟲賣給住在城市的同學，大撈一筆。可惜最後一隻也沒賣掉，昆蟲箱裡的鍬形蟲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最大隻的鍬形蟲殺死了所有的鍬形蟲（用他巨大的顎，把他的同伴夾成兩半），然後，自己慢慢地在透明的塑膠盒子裡，等待死亡的到來。
無論是〈反恐戰爭或恐怖戰爭？〉或是〈石頭〉，我可以理解到伯格的立場所處的艱難。他是站在一個屬於正確位置的反面，而這個反面亦不同於傳統知識分子的理論表述，他是一種更接近事件發生現場的紀錄之眼，透過景物的捕捉及轉化，與當地環境的人事物對話，進而深入到他們的生活，再從日常轉為批判外在潛藏的壓迫。其中如〈石頭〉一文中對於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首領阿拉法特的描述：
「他不是民主的代表，而是悲劇的代表。因此是莊嚴的。由於以他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所犯下的諸多錯誤，以及阿拉伯鄰國模稜兩可的態度，阿拉法特不再有任何政治操弄的空間。他已不想成為政治領袖。但他還是大膽地留在那個位置上。沒人相信他。但許多人願意為他而死。怎麼會如此呢？褪去政治人物身分的阿拉法特，變成了一座瓦礫山，一座祖國的山。」
又或是在地即景變化的細緻描述，從內部視角進而看見事件本身的核心價值：
「之前，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光。它以一種奇特的勻稱方式從天空射下，泯除了遠近之間的差別。遠近之間的差異是尺度上的，與顏色、紋理或清晰度無關。而這，會影響你安身立命的方式，會影響你的在地感。這塊土地環抱你，而非面向你。它和美國的亞利桑那州恰好相反。它不召喚你，它要你永不離去。」
這代表著，當約翰‧伯格在寫下這些文字之前，他的感官已經優先進入到實景的內部，這樣的進入有別於所謂的大知識庫的描繪，利用外部的，宛如人造衛星俯視的般的全面，而是如內視鏡般，深入到「物」的腔室之內，將那些深藏於陰暗側的影像，以和緩的節奏，注射到閱讀者的靈魂之中。從〈說故事的人〉一文中，更清楚地說明了伯格的敘事觀點：
「書寫的行為無他，無非是趨近於所書寫的那項經驗，就像是閱讀文本的行為是一種相對應的趨近......趨近經驗並不像趨近一棟房子。經驗連續而無可分割，至少會延續一輩子，甚至好幾世。我從不覺得我的經驗完全屬於我個人，對我而言，那常常像是在我之前就已存在。經驗把自己層層摺疊，透過希望或恐懼的指示物往前或往後訴說自身，並藉由語言起始處的隱喻，不斷地比較異與同、大與小、近與遠。因此，趨近某一特定經驗時刻的行動，同時牽涉到仔細綿密的查驗（貼近）與進行連結的能力（距離）。」
也因此，關於伯格的書寫當我在更深入閱讀的同時，更能夠了解其為何立場之所重要的原因。從這樣的子角度慢慢地滑入文本的意識之中，我可以感覺到這些書寫不單單只是一種實境情感的投射，更重要的是，伯格儘管身為一個擁有自我意識的個體存在於文本之中，但他所承載的外部的知識理論，足以補足單點式細緻觀察的缺漏，而使得，即便這是一個作者太過巨大的文本，我依然能夠感覺到，那種進退拿捏得宜的觀察角度。在反覆高難度的近乎貼地的飛行，令人不得不對伯格幾近危險的書寫而讚嘆，同時在這樣不同於傳統敘述的高度中，呈現出另一種我不曾見過的概念或風景。
2.
去年甫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以記者的身分，將其於車諾比事件的訪談集結，出版了《車諾比的悲鳴》一書。這也是目前台灣讀者進能讀到的，唯一的亞歷塞維奇的著作。《車諾比的悲鳴》給我最不一樣的感受，就是他不在將傳統核能的論述聚焦在「科學」論證，而是透過末世景象的鋪排，看見不同於科學數據呈現的，屬於絕境中人的感受。書中每個章節都是一個小人物的真實訪談（文末皆附上訪談者的身分及名字），訪談者的選取也都不盡相同，有協助政府獵殺隔離區動物的獵人，有輻射檢測人員，有生下畸形兒的核災受害者，有前往災區的科學家，有攝影師，甚至還有處於安全位置的國家科學院的首席工程師。這些不同角度的訪談材料，也呈現出多元面貌的末世景象，將「人」在這場災難的位置呈現，也因此所有有關人的管制（政治力）或未來（情感的震動），也變得異常清晰。
關於核能的議題，無論正反方，經常圍繞在「科學」的角度進行攻防，這也使得整個論述，看來格外的理性及客觀。然而，從來沒有人問：科學究竟是甚麼？難道科學中，就不應該有人的存在嗎？而科學的局限又是甚麼？從來沒有人真正對這個名詞定義發出質疑，彷彿科學於現代是一種崇高的姿態，所有事物在其籠罩之下，都沒有祕密一般，都是可以受人所控制的。在前陣子，我讀到吳明益所寫的一篇文章，吳明益提到了「神的尺度」這一個概念。在科學論述中，經常援引數據，作為核電廠安全性的表述，也透過數據告訴人們核能的好處，更甚至有人以科學人自居，告訴每個人只有數據才是最為正確的。然而，因為數據所表述的「不可能損毀」真的可信嗎？這也就是科學表述上的盲點，也就吳明益所說的「神的尺度」。所有的事物，除了神以外，根本沒辦法用任何事物去證明他的永恆，這也使得當透過數據告訴人們意外發生的可能性的時候，是無效的；問題便在，當意外發生的同時，「人」是否有足夠的能力承擔起意外所帶來的後果。而亞歷塞維奇則將這件事，透過他的著作告訴了我們。當末世降臨的同時，「人」的急遽變化，那不單單是輻射照射後的質變，而是在事件發生後，某種支撐人的思想的、無以名狀的抽象靈魂，無可避免將完全改變。那是一種外界關係的坍陷，所有的個體都只能蜷縮在自我意識的安全圈內，這使得階級在此，也顯得更為明顯，那些屬於安全外的「人」都不再是人，而是一個一個的輻射怪物。為了要清除輻射怪物，又有更多人被選擇成為新的怪物，反覆反覆地，政治力就必然要用一個更大的謊言來築起防禦性的虛幻高牆，將末世隔離，彷彿一切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而那外邊的世界，事實證明，只是被遺棄了，政治讓他們自己在外緣掙扎，死去，彷彿他們不曾存在過。
其中〈關於測量〉一文的一段話最讓我震撼。那是前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核能研究所首席工程師的訪談：
「為什麼我們知道實情卻保持沉默？為什麼我們不去廣場上大聲說出來？我們彙編了檢測報告，寫好附註。但是我們卻保守秘密，默不作聲地執行命令，因為我們遵守黨的紀律。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不記得有任何同志拒絕前往隔離區工作。並不是因為我們害怕失去黨員的身分，而是因為我們對黨有信心。我們有信心會健康幸福地活下去，這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一切的準則。在失去了這份信任之後，很多人最後得了心臟病，甚至自殺。就好像列加索夫教授一樣，朝自己的心臟開槍。因為一旦當你失去對黨的信心之後，你就不再是黨的一部分了，只是一個失敗者，失去了活著的目的。這是我對他自殺行為的理解，他的行為是一種徵兆。」
3.
無論是在讀約翰‧伯格或是亞麗塞維奇，都讓我想起自己在山上有一段時間，熱衷於尋找鍬形蟲的記憶。我通常都會到波羅蜜樹下，找落地的波蘿蜜果。這些波蘿蜜果往往看起來很正常，沒有任何爛掉的痕跡，一旦你翻開與土地接觸的那面，你就可以看見各式各樣的昆蟲在裏頭啃蝕著變成黑褐色的果肉。其中都會有五六隻，你很難在平常時候見到的巨大鍬形蟲趴在上面，吸吮著濃厚的發酵的果香味。
有時候我常在想，我這樣的堅持是正確的嗎？我站的位置是正確的嗎？又或是更精確地說，即便是風向正確，但我所理解的事物真的是沒有任何的思考錯誤嗎？這幾天看過《大路朝天》後，老黃突然很感慨地說了一句話：「我覺得人類真的太容易被操控了。」這段話使我更為警覺，也意識到我從看過《單身動物園》後不斷思考的，關於侷限的問題。我感覺到名詞中意義的侷限，我感覺感官的侷限，我感覺到創作者本身的侷限，我感覺到創作成品本身的侷限。這些侷限的意義是甚麼？既然人永遠無法逃過侷限，那我們嘗試突破的又是甚麼？這使得我在看待人事物的同時，變得更加的猶疑，更加地無法確定。我強烈地感受到自我的限制，與他人的不同，我無法理解他者的生命脈絡，以至於我站在邊界與邊界間，讓人盡可能地知道，這些事物是屬於我的觀看角度。
當我翻開波蘿蜜的同時，出現在我眼前的是另一個完全不同我看見的波蘿蜜；然而，那個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嗎？是，但也不是。那作為敘述者的我，是不是應該將所有的世界描述清楚？我很清楚自己是完全做不到的，而且主觀上，我根本不想理會好的波蘿蜜，我只在意有鍬形蟲的波蘿蜜。那麼我該怎麼去理解，甚至去書寫那個被昆蟲佔據，壞掉的波蘿蜜呢？當我意識到邊界的存在，又如何讓外界的人進入，又或是打開一個通道，讓內部的人走向外界呢？
老實說，我並不知道答案是甚麼。我把趴在波羅蜜上的鍬形蟲一隻一隻地放在覆土的昆蟲捕捉箱。想像或許可以把這些鍬形蟲賣給住在城市的同學，大撈一筆。可惜最後一隻也沒賣掉，昆蟲箱裡的鍬形蟲發動了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最大隻的鍬形蟲殺死了所有的鍬形蟲（用他巨大的顎，把他的同伴夾成兩半），然後，自己慢慢地在透明的塑膠盒子裡，等待死亡的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