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5.29
讀書筆記
自二戰以降，儘管政治上的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消失；然而，以西方勢力為主導的世界經濟體開始運作，這也開啟了另一種不同於戰前實際政治行動的，經濟性的殖民主義。在這樣的前提下，二戰後崛起的新民族國家，必然箝制於英美兩大集團的控制下，展開了另一個新的遷徙及流浪。這樣的遷徙並非戰前的流離失所，而是在經濟及生存壓力下，導致的勞動資源的流動。於資本主義的網絡下，第三世界的國家，必然仰賴強權的奧援以維繫其經濟資本。在此背景下，東南亞的勞動人口逐漸往東亞新興崛起的日本、台灣、韓國等國家移動，他們除了形式上廉價的人力資本，同時無可避免地，衝擊到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
當他國文化進入到地主國文化的同時，因為經濟上的優劣，形成的階級意識，使得兩種不同文化產生了齟齬。地主國透過法令的管制，企圖控制勞動人口的進入，卻無可避免地將文化的優越感加入了規制之中。這些規制呈現出一種視野上的偏見，將東南亞的移入者（無論是婚姻或是勞動），視作與英美西方人士不同的群體。而體制上的不平等，無意間製造出更多的壓迫及意外，使得整個移入的勞動力更加難以掌握。另外，不良的工作環境同時也製造了新的社會問題，也加深了兩種文化圈的對立及歧視。於顧玉玲所著之〈漂浪之歌〉（收錄於《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一書），將移工處境以樂曲章節的形式分成七個部分，宛如河流般，自生命的源頭，帶到飄零的悲苦；異鄉不僅是與環境格格不入的困窘，也是命運使然無法回望原鄉的斷裂。這樣的編排方式不僅回扣到題目中歌的形象，同時也回應到作為「歌」的聲音本質，透過實紀錄書寫的筆觸，以旁觀者的視角，宛如樂器般乘載了移工的情感，將其被遮蔽靈魂之聲，緩緩地演奏一篇篇優美的交響樂章。
既是交響樂，〈漂浪之歌〉擺脫了傳統單一軸線敘事的移動，以多樣的人聲故事以及外部知識輻射出不同的聲音場域，將台灣移工的脈絡及景況，凸顯出被地主國優越的意識掩蓋的結構問題。這令我聯想到亞歷塞維奇以訪談紀錄呈現出複眼式末世圖象。然而〈漂浪之歌〉不同於亞歷塞維奇刻意與採訪者保持距離，將自我聲音完全隱匿；顧玉玲採用了另一種手法，透過自身靈魂的柔軟彈性，以其身為TIWA工作人員的中介身分，串起了一個一個來來去去的移工。〈漂浪之歌〉首先以名為喬伊的女性菲律賓移工出場，透過身形到妝容的描寫，彷彿電影開場鏡頭緩緩地移動，由近而遠，展開喬伊的樣貌、性格及個人特色，又透過喬伊的消失及再次出場，製造出空白的懸疑，進而拉出另一位菲律賓原民移工狄薇娜的故事。兩道不同聲部（性格）的女聲漸漸交纏、盤繞，拉拔，展開了完全不同視野的台灣移工生命歷程及更巨大的東南亞和台灣經濟的萬縷牽扯。
〈漂浪之歌〉中，不只是掀開了移工的背景，以及台灣外籍勞工法條的剝削過程中，制度面上的錯誤逼使移工們甘願鋌而走險脫逃，成為非法流動工作者的成因。透過人聲裡內在流露的情感，標誌出其邊緣的位置，將其面對壓迫時的種種情感鋪成開來。這樣的壓迫除了勞雇之間的矛盾，也是自身歷程脈絡中的孤寂與悲傷、異鄉漂泊的斷裂及各種不友善的歧視。這些存於心中隱而不發的情緒，漸漸也建構出移工間流動的人際網絡及情感流動。除了文中主要描述的喬伊及狄薇娜，同時故事也帶出其他移工的故事，這些故事多半帶有一種黑暗的，混濁的色調。他們可能遭雇主虐待，也有可能起身殺了雇主。在這些衝突，顧玉玲並沒有以過於同情的眼光去看待這些暴力的展現，而是將邊緣的位置從外部世界與內在人的心理定位；這樣的錨定，顯現了一個結構中所展現出的暴力必然源自另一相對的暴力。暴力與暴力的交雜，尾端永遠只存在的悲劇的禁聲，那些存在於休止符的突然頓點，成了停滯瞬間的無聲哭泣的延伸，傷痕與血的湧現，頓時鑿開了黑暗，使得光（聲音），得以流瀉而入（出）。
在亞歷塞維奇透過刻意保持的冷靜、疏離，以個體獨自並列發聲的形式，表現出世界尺碼的的寬廣及客觀；顧玉玲則採去了相反的姿態。她靠得很近，近到足以成為文中穿針引線的腳色，她是移工們的朋友也是協助者，同時也介入他們的運動及反抗。在〈漂浪之歌〉中，她並不避諱隱藏自己的存在，更是以透過自己的視角，帶出不同音調的移工之聲。這樣的靠近，同時也凸顯出兩種文化的融合調性，使得〈漂浪之歌〉並不僅限於揭露，其文本中所展現的，正是一個實踐性的作為──當台人靠近移工，所看見的新的文化是如何進入到自己的文化場域。這樣的操作也連結到顧玉玲本身作為社會工作者的背景。他採取與亞歷塞維奇記者身分相反的書寫策略，透過實踐、靠近、介入，以自身肉搏，將那些有血有肉有溫度的一個個靈魂從黑夜點亮。TIWA就像是奇幻故事中的旅店，作者則是旅店的老闆，溫暖的爐火，讓所有的流浪者圍繞、靠近，一則一則的故事也接續冒出，成為一本用生命寫著的冒險故事。這樣的冒險並非一種浪漫，而是不得為之的冒險，他們無所選擇，即便知道前是懸崖也必需一躍而下的拚搏。
「我們是鏡。我們在這裡是為了彼此注視並為對方呈現，你可以看到我們，你可以看到自己，他者在我們的視線中觀看。」
回到書名「我們」，在鏡像式的彼此對照，營造出多重的視角中，這些因反射而突出的，並不只有作為被剝削的移工，亦存在著身為剝削者的雇主。影像與影像間無形的光，連結了人與人間的倫理錯動。這樣的隱喻使得「我們」的融合已不再是傳統認知中的文化相融（又或是吞噬），而是以對比的方式，同時並存，同時對望。鏡成了間接地觀看視角，在某種背離的仇恨及歧視位置下，也只有作為鏡的媒介，才得以有機會觀望彼此的存在。然而，「我們」又同時可以是「以集體的力量對現實社會進行改變」，移工們的聲音以組織結盟的反抗姿態，進入到主流社會中的攻勢及衝撞。這也呈現出書中，作者不得不的介入。他企圖以一種眾聲喧嘩去裂解單一的文化意識，以多元破壞單一思維的想像。
對我來說，「我們」事實上也潛藏的一種作者對於未來的期待。「我們」裡所呈現出的移工處境，並不是應該單純屬於某種身分或血緣的，而是必然連結到整個社會的狀態及價值。它是我們同時必須面對的課題，無論是剝削者抑或是被剝削者，「我們」將論述尺規放大，容納了階級相異的人物及群體，不僅只有作為移動勞動的生命紀事，也是社會接續及文明秩序解構後的重組。它將這個活在台灣島上的我們重新歸納，建構；它告訴「我們」，那些屬於這個島的經濟價值創造是所有活著的人共享，那些生活的種種是交織在一起的。「我們」不可能透過各種形式的區別而真正隔離那些屬於社會的中明確存在的人事物。那些被製造出來的、被遺忘的邊緣勢必會溢回中心，成為另一把射向自己的無聲小刀。
